有一位朋友（他是搞文藝評論的）讀了我的《探索集》，寫信來說：「我覺你律己似嫌過於嚴格，當時有當時的歷史條件，有些不是個人負責的。」
他的話裡還有商量的方。首先，我對己並無嚴格求，倘使求嚴格，我早就活不了，因此我總是後拿悔恨折磨己。說責任的問題，我是我們夠丟開「明哲保身」的古訓，認真負責的態度待人處世，那麼有些就不會發生，有些就改換一個面目。……
我了一件，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張滿濤同志。
我滿濤同志間並無。關於他的情我知很少。一九四○年我在海寫《秋》兼管文化生活版社的編輯工，在我編的一種叢書裡收了一部滿濤的譯稿，就是契訶夫的四幕劇《櫻桃園》，它是李健吾兄介紹來的，我知譯者懂俄語，喜歡契訶夫，所譯。一直解放後我才見滿濤同志，見面的次數不，是在學習會，偶爾在戲園裡，見面後我們是點頭握手，至不過寒暄幾句。
一九五五年發表的關於胡風問題的二批材料中現了給滿濤信裡的幾句話，講什麼「組織原則」，我搞不清楚，但不免為他擔。不過乎我的意外，他像並未吃少苦頭，……（内容加载失败！）
(ò﹏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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