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我已經二十一歲，在遙遠西北一個偏僻的單位，感覺不有什麼「知識分子的早春氣」。當我報，但那歡欣鼓舞的「鳴放」，隨來的「憤怒聲討」，於我像是，電影的鑼鼓。
《論》的寫發表，完全是瞎碰瞎撞的。由於發表在北京的所謂「中央報刊」，又受全國的批判，我們的校長肖英為了，跑蘭州市委，報告「嚴重情況」。接待的青年官員謝昌余（後來當了省文聯主席）聽完匯報，告訴這是正常的學術討論，不是政治問題，不緊張。
甘肅省委召開座談會，發給了我一個請柬。我沒在意，沒，沒答覆。肖英找我談話，說那個會很重很盛，擅不，是脫離政治，由主義，純技術觀點。叫我關政治。給我了一份會傳達的文件，是毛澤東的講話。打印的，不讓帶走，我當場了就還給。粗粗溜了一，主是請來鳴放，幫助黨整風。百花齊放，百爭鳴，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云云。
洪毅先生來訪，他剛參加了省那個為期三的會，特興奮特高興。問我為什麼沒，說張仲良（甘肅省委一書記）托他向我問。說會開極了，講了裡話，很暢快。誰說了什麼，……（内容加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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