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八年底，我初北京時，已經四十三歲。
一年前，我還在酒泉五七幹校勞動。半年前，剛「歸口」蘭哲學系。友人李澤厚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學室當副主任，主編《中國學史》。組織了一個寫班子，邀我一同參加。我被「借調」社科院，前後三年。
但我對不他：三年間，沒給學史寫一個字，卻寫了許己寫的文章。我說我骨鯁在喉，難他表示理解。後來書，還白掛了我一個虛名，白給了一份稿費。是意，我受，有愧。
與李的往，始於五七年。那時全國圍剿《論》，我了政治批判的靶子。李在《哲學研究》發表《關於當前學問題的爭論》一文，從學術的角度，歸納了四種法：
一，高爾泰的主觀論；
二，蔡儀的客觀論；
三，朱光潛的主客觀統一論；
四，己的客觀社會統一論。
不同意我的法，但說它值重視。沒抓辮子，沒打棍子，沒說主觀就是唯，唯就是反動，很特殊。我給他寫了個信，謝沒落井石，贊有學者風度。他回信說，這是最碼的。那時候，我們年輕（我二十一，他二十六），「在山泉水清」。有過這麼個茬兒，一直保持著感。反右後沒再聯繫，「新時期」恢復了通信。
北……（内容加载失败！）
(ò﹏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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