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經濟政治後，我談社會政策。儘管有嚴重錯誤，特區政府政治經濟政策還很清晰，但社會政策則是模糊極。董先生歷年來的《施政報告》中有關社會政策部分，是零散的政府行為敘述，遠未升至哲學的層面；社會政策因未進入領導層的總體政策思維中，在其他政策的制定過程中與互動。
相比，港英時代的社會政策雖每被論者指為「不含惡意的疏忽」，但其實是疏不忽；其對青少年的康樂活動、對社會工、對基層政權建設、對低階層的居住生活保障等問題的注意，非特區政府所及。當，港英政府這些方面的關注，無一不是與其終極關注、即殖民政權的穩固息息相關，不是對其管治的人民的利益有更深承擔。
特區政府概因為香港已經回歸，已無政權穩固的問題，又因為控制與影響其政策方向的人盡是商界精英，很覺各種社會問題既非致命隱患，亦非已所處階層切膚痛（環境污染除外），所不予重視。舉一重政策為例，港英推行高價，造就了一批富人，是，中階層居不易，港英於是又發展規模公屋、居屋計劃，緩其土政策會引致的數人居住環境貧民化。當時，由民間政府共同主導、實際仍是……（内容加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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