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人認為，「八萬五」是董先生的最政策錯誤，我不同意。「八萬五」政策產生時，有很強很清楚的理由，儘管不一定人人信服；其實我己就是反對者一。當時我還在《信報》工，政策一曝光，我便寫了題為「勿在樓市搞指令經濟」的社論，指其危險所在，結果不幸言中。
許有不少人因為其後樓市崩潰受損，進怪罪董先生，但我認為罪狀由於主觀情緒誇了；九七年樓價所有其他本資產價已在一片「明更」的政治頌歌中升超泡沫水平，狂瀉是遲早的，「八萬五」頂不過將提前已。且，停止犯這個錯誤，還比較容易，發一命令便是；後來的做法，雖未免貽笑方，但知那主是林瑞麟的錯，且底是已，本身無影響。
董先生治最失誤，我認為是推行「主官員問責制」。這個體制改革，發點模糊，理據貧乏，設計邏輯混亂；幾年來特區政府管治效益每況愈，主官員各為政，最後連胡錦濤主席不過眼，一切這個新體制有很直接深刻的關係，不過這個失誤，對一般市民言，並無切膚痛，因低估其遺害。
問責制台的原因，眾說紛紜。據我己當時觀察，有三個因素同時現：（一）……（内容加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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