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尤其是科——认我国文字含混，科技有妨碍。笔者点有切身的经验。
在50年代的中期，笔者与哥的狄百瑞教授（今日哥的副校长兼教务长）在一研究室内鱼贯坐。他那是位助教授，请了一笔研究费，正在编纂其《中国文化精义》。狄子知我贫，乃分点翻译工给我，补助。我译的一篇便是一首太平国的“赞诗”，其中有两名句：“有割与无割，皆帝生！”就我“割”住了。几费周章，才它译“割包皮”（circumcision） 缴卷。
接着我便译清代魏源的《海国图志序》。魏氏那篇《桐城壳子》已经够含混了，文章结尾所引的一“传曰”，就更使我莫测高深。“传曰”的全文是：
孰荒田，孰治门。
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首二句是什意思呢？我找处才翻译。是我找遍《春秋三传》、《尚书传》、《易经系辞传》……就始终找不他那“传”。果我不顾浪费间，无限制找，我那计件酬岂不是太微薄了吗！
我灵机一动，问胡适。胡先生说“传”在《易林》面。是我二人翻遍《易林》是未找。胡先生亲带我哥书库索一番，我就未敢惊动……（内容加载失败！）
(ò﹏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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