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15日午，我正拿着粉笔走向教室，系秘书忽传有台北电话，那原是金恒炜先生打我写一篇悼念顾维钧先生的文章。
“顾先生世了！”头一怔。台北已知了，我近在咫尺却未见消息，所感愕。
顾先生1912年他二十五岁在哥伦比亚取博士位回国，任外部袁世凯总统的机秘书始，至1967年近八十高龄海牙国际法庭退休止，盘旋中国政坛的最高阶层先五十余年未尝间断。真是一生显赫、福寿全归，不特是中国近代史中所未有，即在世界近代史中，除丘吉尔一人外，恐怕难找二人了。
先生今九九高龄无疾终，在传统中国原叫白喜，亲友晚辈本无悲伤必。是顾公的门生故吏、晚辈亲友，近数月，正准备明年老人庆祝“百龄嵩寿”，孰知余不数月，老人却“避寿”，终不不使晚辈感其哀悼。
笔者认识顾先生，进顾氏的助手，是由我那老本行“口述历史”始的。在50年代末，哥伦比亚“中国口述历史部”一共有两全研究员，那便是已故的夏连荫（莲英，英文名JulieHow）女士我。但正在陆“变色”不久，寓居纽约附近、头一号的中国前……（内容加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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