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六年九月十六日《聯合報》三版，刊台北院庭長薛爾毅先生、推楊仁壽先生兩篇「誹韓」案的文章，對於薩孟武先生指此案為「文字獄」，皆極力否認。法官不願擔此惡名，敬。但此案無論從那方面，法院一經受理，並此定讞，確是名副其實的文字獄。所不同者，判罰金與族誅已。
凡是研究歷史，並使己所熟悉的文體，企圖重現歷史面貌者，由於有此判例，說無一倖免已「誤蹈法網」。且後除非不動筆，一動筆仍難免「誤蹈法網」。是，就會產生列的恐懼：
一、不知甚麼時候會接誹謗官司的傳票。
二、果原告向檢察官呈訴，還有倖免於不訴處分的；若是訴，即須答辯，舉證明其為真實，望不罰。這個答辯狀，實際是一篇考據；一等一的律師無法代撰，因為不同故。
三、考據文章的舉證，實際不是解釋一個證據或者說明此一證據對於支持其所假設的重。法律的舉證，往往證據的本身就說明了一切。甲告乙欠債不還，乙說根本不欠甲的債；甲借據呈堂，不必開口，是非明。考據文章的舉證，果是這樣簡單，又何貴乎考據？是故答辯狀做再，恐法律的效力仍不夠強，因有被罰危！……（内容加载失败！）
(ò﹏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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