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柏楊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國愛荷華學講辭，呂嘉行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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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來，我一直寫一本書，叫《醜陋的中國人》。我記國有一本《醜陋的國人》，寫來後，國國務院拿來做為他們行動的參考。日本人寫了一本《醜陋的日本人》，者是駐阿根廷的使，他閣卻被撤職，這概就是東方西方的不同。中國比日本，像又差一級，假定我這本書寫來的話，麻煩各位監獄給我送飯，所我始終沒有寫。但是我一直找個機會，它一個口頭報告，請教於全國各階層朋友。不過一個口頭報告不簡單，在台北，請我講演的人，一聽說講這個題目，就立刻不請我了。所，今是我有生來，一次「醜陋的中國人」講演，我感非常高興，感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
有一次，台中東海學請我演講，我告訴他們這個題目，我問同學會會長：「會不會有問題？」他說：「怎麼會有問題？」我對他說：「你訓導處打聽一，因為我這個人本來就被當問題人物，又講一個問題題目，那是雙料。」跟訓導處談過後，他打電話台北來說：「問題是沒有的，不過題目是不是改一改？訓導處認為題目難聽。」接著他……（内容加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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