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者朱正生先生。
⊙文載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紐約《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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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這是宋神宗時代實行政治改革的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的名言。這位政治恐怕是秦漢後，盛唐降的一個不願固守傳統，敢於向歷史祖宗提挑戰的人。我們中華民族從宋朝，就國勢轉衰，了十九世紀，終於遇空前的生存危機。由於受西方文化的衝擊，我國知識份子才開始注意己的古老文化的問題。從清季文華殿學士理學名臣倭仁，於一八六七年反對人士接受西學的言論算，關於中國文化的論爭，斷斷續續已鬧了一百年。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則是中西文化矛盾中所引的一場激變。
中國幅員廣，人口眾，民勤，智慧高，竟一再受制於外國。鴉片戰爭後一百年來，幾至亡國滅種，豈非咄咄怪，令人惑不解？凡有血的中華兒女，無不為此潛探索，因悉我國積弱此，無非種因於文化。在無數向中國傳統文化挑戰的人士中，我們最熟悉的，前有魯迅、胡適，後有柏楊，他們眼見社會德的墮落，政治觀念落伍，學術文化萎縮，一致針貶時弊，痛詆我們祖先所遺留……（内容加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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