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寫《通鑑》的二年（一九八四），我香華接國愛荷華學的邀請，參加該校為期三個月的國際寫計劃，於是再度赴。在愛荷華五月花廈宿舍裡，我每埋頭的，仍是繼續翻譯《資治通鑑》，香華因為會說英語，有武，總是找時間訪問其他國。這項寫計劃的主持人，是國詩人保羅．安格爾先生，他的華裔妻子聶華苓女士。五○年代，聶華苓是雷震先生的助手，主編《由中國》文藝版，跟我是二十年的老友，為他們的座客。當時中國，無論海峽的哪一岸，有一項共同的特徵，個個是煙槍。我很少世界有這樣愛妻子的丈夫，安格爾己不吸煙，但他卻縱容他妻子的中國朋友，裡搞煙霧迷漫。華苓喜歡朋友，所安格爾經常儲備一條煙，防中國一旦口袋裡煙抽完的時候一哄散。愛荷華華裔的北京飯店店東裴竹章先生，他捐一筆巨款給愛荷華學，指定為邀請柏楊夫婦。這位從來沒有回過祖國的韓國華人，從北韓南韓，再從南韓國，他唯一的盼望是，盼望他的祖國更。
就在愛荷華唯一的一次演講，我講了＜醜陋的中國人＞，一向，在任何方演講，無論講麼爛，總會有一些禮……（内容加载失败！）
(ò﹏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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