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民国九年)一夏,梁任公(启超)、蒋百(方震)两先生由林宰平(志钧)先生陪同我(北京崇文门外缨子胡同)访我,前辈枉顾我一;是我与两先生彼此往始,但其往并不甚;尤其是我同百先生往不算。现在就其中较重的两三次回忆。
1935年8月20日,百先生经青岛忽山东邹平,访我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不巧很,那正是我前妻黄靖贤病故日。他午便已达,我正守护着垂危的病人不抽身见他。实则我并不知蒋先生了邹平,因院中同有通知我,代我接待了他。及至午病人身故,他料知我有情与其相见,便径返回。我知,无从明白其意。
1936年初的一次见
年寒假,我应广州教育界的约请,讲演,路经海,造访百先生国富门路他的寓所,一面向他表示歉意,一面向他请教,问他何邹平访我。蒋先生说:我是找你谈谈国,谈谈日本侵略我国的问题。才清楚他是了局紧迫(按日本人搞所谓“华北明朗化”、“华北五省三市治”,就在1935年夏秋间),关我在山东的乡村工,我有所指教邹平的。记访问蒋先生的那……(内容加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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